青年夜传授41年尸体领受路:手机号成“捐募热线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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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08-05 10: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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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:原标题:青大教授41年遗体接收路:手机号成“捐献热线” 刘志才原本打算今年6月底就彻底“退休”的,但是这次又没能退下来。其实,5年前他就已经退休了,但因为没有接班人,他被医学院返聘。在过去的5年,他曾因各种原因想过“不干了”,但还是都没放下他做

原标题:青大教授41年遗体接收路:手机号成“捐献热线”

刘志才原本打算今年6月底就彻底“退休”的,但是这次又没能退下来。其实,5年前他就已经退休了,但因为没有接班人,他被医学院返聘。在过去的5年,他曾因各种原因想过“不干了”,但还是都没放下他做了41年的特殊工作:在青岛大学医学部负责接收捐献者遗体。

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,从年初他就决定退休。性情如同老顽童的他,希望晚年生活能轻松自由,“但是又泡汤了”。领导找他谈话,希望他继续干下去,刘志才忍不住又答应下来。

农业技术员当了副教授

每天早饭后8点20左右,刘志才从黄台路的家里出发,沿松山路步行约10分钟,来到位于登州路22号的青岛大学医学部松山校区的办公室。从1976年进入医学院至今,41年里,刘志才专注于一项工作———收集、处理和管理人体标本。

刘志才像位老农:身体不高,背稍驼,头发花白,衣着老旧甚至有些破损,人一坐下烟不离手。年轻时在同事中,他年龄排行老四,老朋友、老同事习惯叫他“四哥”,青年小伙打趣地称他“四大爷”、“四爷”。

刘志才1952年出生,老家潍坊诸城,祖辈农民。初中毕业后,刘志才在公社务农。作为少数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,他成为农业技术员,教村民给庄稼施肥用药。勤劳认真,干活干得好,“六年没挨过批评”,颇受当时公社领导欣赏。

1974年10月,当时的青岛医学院要办技术员班,学制两年,属中专性质,毕业后留校工作。刘志才不想学医,但他的小学老师帮他报了名。阴差阳错,原来想学农的刘志才学了医。

两年的学习和实习后,1976年7月25日,刘志才正式进入青岛医学院工作,任医学院人体结构学教研室技术员。

人体结构学教研室的工作分为三部分,除上课前为学生准备好需要的标本外,另两个部分最重要、最特殊:接收遗体和将接收的遗体制作成标本。用行话说,他们是“搞解剖的”。

刘志才像钉子一样钉在这个岗位上,后来随着青岛医学院并入青岛大学,他的工作单位到了青大。2012年退休的时候,技术员出身的刘志才已经是高级实验师,“相当于副教授的级别。”因此,外人也称呼他为“刘教授”。

退休那年,刘志才获得了“青岛市劳动模范”称号。但由于他的工作一时无人接替,于是他被医学院返聘。

41年接收遗体达上千例

做遗体接收和解剖,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,更需要不怕吃苦和胆大心细。由于常年接触福尔马林药水,他双手被不断灼烧,几乎每周都要蜕一次皮,在制作标本30年的时间里,他双手蜕皮成百上千次。

2006年,刘志才做了最后一个标本。此后,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另一件事上:接收捐献者遗体。

刘志才回忆,在他刚工作之时有规定,“各地医学院有义务协助公安系统保存尸体”。于是,在除了在实验室给学生准备、制作标本外,刘志才还要去接收死囚遗体、无主遗体,最多时候一天接收4具。在还没有自愿捐献遗体的年代,这些遗体成为教学研究的主要遗体源。

1982年2月9日,青岛医学院教授、著名人体解剖学专家沈福彭教授去世,沈教授生前和他的好友、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约定,两人去世后将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研究和教学,沈福彭教授成为青岛也是山东省第一个遗体自愿捐献者。1983年10月30日,束星北教授去世,遗体也捐献给了医学院。两位教授开创了青岛遗体志愿捐献的先河,也成就了一段佳话。刘志才和两位教授有过同事经历,对两位教授的举动非常钦佩。

此后,青岛的遗体自愿捐献开始逐渐升高,80年代每年捐献者有10例左右,90年代每年有20例左右,2000年开始慢慢增多,2016年达到70多例,今年已有44例捐献者。目前,青岛遗体捐献总数达到了695例。刘志才现在接收的遗体中,全部都是来自自愿捐献的。

与遗体打交道,很多人常常为此感到晦气。但是医学的进步、医学生的培养,离不开这些遗体做出的巨大贡献:医学专业必须以解剖学作为基础,而学习解剖就离不开标本和遗体。

刘志才见证了青岛遗体自愿捐献的全过程。在他看来,这几十年里,人们的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,捐献者越来越多,“有一位城阳老人,填写了捐献志愿书,后来搬家到海阳了。他怕去世后我不去接他的遗体,还特地给我打了两次电话,我给他说我一定会去。”在刘志才看来,这些捐献者的做法伟大,想法朴实,“捐献的角膜能给别人带来光明,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,帮着培养个好医生。”

具体接收遗体数目,刘志才算不清,估计也有一千多例。“拉遗体这么多年,我可以当团长了。”他打趣地说。

刘志才没有节假日,一年365天,每天24小时,他的手机都随时开着,以保证有捐献遗体的去世者家属能随时联系上他。刘志才有两个手机,其中一个就印在《遗体自愿捐献书》上对外公布,现在,这个号码几乎成了“捐献热线”,“等到不干了,这个手机号就交上去,以后接班的人继续用。”

无论是白天黑夜,只要一接到有捐献遗体的电话,他都会叫上接收遗体专车的司机,第一时间动身赶往捐献者家中,赶上天气不好,还要在暴雨大雪里来回奔走。有时候半夜十一点出门,回来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。老伴担心他不想让他去,两人为此还闹过别扭。为了不打扰老伴晚上休息,两人一度分开睡,即使这样,刘志才也把手机声音调到刚好能在睡眠中听到,半夜接到电话后悄悄出门。有一年小年当天,刘志才刚把最后一个菜炒完端上桌、准备和家人共进晚餐时,接到遗体捐献者家属电话,他二话没说,立马出发。有一年大年初三,电话一响,刘志才夺门而出。

“人家捐献,很伟大,打电话过来,老让人家等着,不好。”刘志才说,又一次凌晨5点他接到一个电话,向殡仪馆叫车去接收遗体,但是殡仪馆车要排队,一直等到早上9点,去到捐献者家中后,对方很恼火,刘志才只能赔不是,解释原因。

如果同一时间接到两个捐献电话,他则会请示其中一方少晚会赶到。即使顺路,刘志才通常一次出车也只接一位捐献遗体回来,然后再折返去接收另一位。他觉得一次出车把两位捐献者都拉上,捐献者家属会不高兴,这也是对捐献者的不尊敬。遇到二三十岁的年轻捐献者,他也感到可惜,“这么年轻就没了。”

有时候,他也遇到过一些特殊情况无法完成捐献,比如一位有捐献遗愿的老人去世后,老伴打电话让刘志才去接收遗体,但是去到后老人的女儿不同意捐献。结果母女俩因此吵了起来,刘志才白跑一趟,不光不生气还会安慰家属,“捐不了就不捐,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。”

填好表、盖好章,在捐献者家中办完交接手续,刘志才总是询问对方是不是要到医学院做告别仪式。如果有告别仪式,家属的要求他都尽量满足。每次接收完遗体离开时,65岁的刘志才总是弯腰鞠躬,向家属表示感谢。在举行告别仪式的时候,他忙前忙后,和捐献者家属一起,向捐献者鞠躬致敬。仪式结束,捐献者家属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。刘志才告诉家属,在遗体使用的时候,学生们还会举行个仪式,缅怀捐献者。

常年劳累一度病倒

长期无规律生活,再加上吸烟和年龄原因,2015年年初,农历春节前,刘志才突发脑溢血。这次住院休养1个多月,春节也是在医院度过的。

刚出院刘志才就闲不住,紧接着就干活。老婆担心他,发脾气,但管不住他。住院回来,刘志才左手很长一段时间不受控制,他的精力大不如以前。直到现在,刘志才还每天两次吃着大粒中药丸,不过忙起来他也经常忘了吃药。

2015年4月,刘志才感觉自己力不从心,于是学校又招进一位江西的学医出身的“90后”小伙刘宇锋来帮他,大小刘搭档工作。刘志才的胆大、不怕吃苦、做事认真,让刘宇锋非常敬佩。老刘很快成了小刘的偶像。现在,当需要接收捐献的遗体时,爷俩通常一起出发,尤其是在晚上。

因为这份工作全年没有上下班时间,刘志才近30年来除了仅有几次短暂的回诸城老家外,没再出过青岛。今年7月25日,他工作就整整41年了。

“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、无怨无悔。”同事杨桂明这样评价刘志才。得知记者要采访刘志才,大家不由竖起大拇指,“做到这么好,真是不容易!全国也没几个这样的人吧?”“都能上感动中国了,你说是吧?”刘宇锋丝毫没有开玩笑的表情发问。刘志才自己倒是有些不以为然,“我父亲说,什么事都要有人干,只要人真能吃苦,都能干好。”刘志才说,父亲也是干起活来不着家的人,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。

刘志才说,他原本打算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全国各处走走,要去的地方他都规划好了,“去北京,去沈阳,去长白山,去北大荒,小学课本里说北大荒是‘棒打狍子瓢舀鱼’,看看是什么景象。”除北上外,南他还计划南下去苏州、张家界、井冈山、长江三峡……说起这些来,他显得有些兴奋。剩下时间再学习些农业种植技术,年轻时候想学农却学了医,他感觉“有点遗憾”。

不过,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一个愿望。刘志才这次又没能退休,在不限期的继续从事着自己奉献了41年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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